如果我说三千多年前周武王姬发来过现在的阳泉，你相信吗？如果我说周王朝建立以后的一百多年，从周武王到周宣王，历届周天子每年春天都要来阳泉千亩坪这里举行隆重的农耕祭祀活动，你相信吗？我也不敢相信。然而，诸多文献记载，诸多地望所在，诸多苦苦追寻，这恐怕不是巧合，更不是牵强附会，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否则，在平定古州这块“半田半水九分山，四驿百关千道连”的崇山峻岭之地，何以会凭空冒出一块方方正正的千亩平地？是的，我说的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千亩，以及阳泉古道边上的古老村庄——千亩坪。

籍田千亩，敷政天下第一地

千亩坪有一通大魏武定八年的《关胜诵德碑》，这绝对是阳泉境内最早的碑刻之一，据今多年了。在光绪版《山右石刻丛编》第一卷中，此碑名列第十二位，可见此碑也是全山西境内所见较早的碑刻之一。在丛编中我见到了此碑文，文后编者“按：《平定州志·东魏》，关宝显墓在州北千亩坪，有武定八年《纪德碑》云：石艾人，冀州刺史。字迹剥落，不可辨认。”是啊，从公元年到现在，风雨剥蚀一千多年，到清朝光绪年间已不好辨认，自是情理之中。

然而，年12月5日下午，鲁迅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上，购得一枚《关胜诵德碑》拓片，之后亲手将碑文抄录下来，这些都收录在了《鲁迅大全集23学术编·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碑铭（中）》之中。此拓片，正是来自山西阳泉千亩坪关宝显墓碑所拓。对照鲁迅所抄录之碑文内容，《关胜诵德碑》记载道：“三都东南八里千亩坪”，“东南囗囗土囗囗囗囗谷，地势东顷，东带长望，西界堑邢，北略三交，南诣荫营，其中坺壤……”公元年的这块碑上，赫然写着“三都”“荫营”“三交”（郊）“千亩坪”这几个地名，而且还可以辨认，这与一千五百年之后千亩坪村及其周围村庄地望的今天面貌丝毫不差。而这“其中坺壤”，不就是千亩坪上的千亩沃壤吗？这地理位置何其明确啊！

其实，在离千亩坪不远的关家峪村，还立着一通元朝左丞相吕思诚所撰写的《关氏世系碣》碑，此碑文收录在光绪版《山右石刻丛编》第三十三卷中。从碑文中，也可清晰地看到“平定南窑关”“三都”“千亩坪”等地名，并提到“冀州刺史关胜”“墓于千亩坪，魏武定八年碑也”。可见，这块碑元朝中书左丞吕思诚也是见过的。虽然是距吕左丞已八百余年的石碑了，但我相信他看到的碑文要清晰的多，最主要的是八百年后的吕左丞又一次证明了公元年的《关胜诵德碑》就坐落在千亩坪上！

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存在的千亩坪，由来已久矣！

我几次到千亩坪寻找，几次在千亩坪的街头徘徊，还在千亩坪的制高点上望远深思。

现在的千亩坪，已经一分为二了，西为上千亩坪，东为下千亩坪，这是两个美丽的大村。

坐在新建未成的张飞庙山顶上，上下千亩坪一览无余。这真是一个平坦广阔的大村庄啊！

突然，一个念头从心底滋生蔓延，让我激动不已。如果隐去眼前的村落，隐去眼前的一切现代物件，这不就是让历史学家苦苦寻找了几千年的“千亩”吗？这平定古州万山之中的千亩平地，何其难得？这悠悠千古，风风雨雨三千年的千亩平地，竟然幻化成了一个村庄，而这两个紧密相连又背而分之的两个村，竟同时拥有着“千亩”之名，只是上下而分，这里就是千亩，这是三千二百年前的“千亩”！这是周武王的“帝籍千亩”，也是周天子的“籍田千亩”！到周宣王“不籍千亩”，导致历史上的两次“千亩之战”就都是发生在这里！这与西周王朝兴衰成败紧密相连的千亩、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千亩，竟然就在我眼前，这怎么可能？这怎么不可能？！

清华简《系年》第一章写道：“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这清华简《系年》是继西晋发现《竹书纪年》多年之后，又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于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系年》的发现，填补了许多先秦史的空白。感谢《系年》，让古老的“千亩”有了着落。

一个地方的地名，三千多年不变，而且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难道就不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种历史文化资源？这不应该！而《系年》，使阳泉千亩坪，在全中国具有了唯一性！

原来，这帝籍千亩，是周武王灭亡商王朝之后专门为监视商族，防止叛乱，治理天下，祭祀帝神的地方。原来我们读《史记》，一直以为“籍田千亩”，只是井田制当中天子祭祀土地、象征性地重农耕田的一种仪式，现在看来，绝没有那么简单。

井田制，是将九百亩土地平均分割成九块，由八户人家耕种，每户一百亩，那中间的百亩，就是公田，八家共同种好，将这百亩所得，全部上缴贡赋。《国语·周语上》说：“天子籍田千亩，诸侯百亩。”注释也说：“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也就是说，这一千亩土地是周天子名下的土地，是“帝籍”，但是要借民力来给耕种。所以，每年春天，天子都要率文武百官来此籍田，举行仪式，以示重农亲民，以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然而，周武王设立“帝籍千亩”的初心，难道只是重农亲农吗？未必！

我们翻开《竹书纪年》，看看周朝创立之初的南征北战，也许更能体会到在此地设立籍田千亩的初衷本愿。

《竹书纪年》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商汤建立商王朝的时候，最早定都在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在尔后的三百年间，都城迁徙了五次。这主要是因为王族内部争夺，发生内乱，加之黄河下游水灾不断，导致商王朝混乱不堪。自盘庚迁殷之后，商族才最终安定下来，从此政局稳定，诸侯来朝，一个王朝才逐步强盛起来。殷，就在今天的河南安阳，在迁都殷之后的二百多年里，这里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城，所以商朝又称之为殷商，今天的“殷墟”，足以证明那个王朝的伟大。只是到了商朝末年纣王时代，城邑范围稍微扩大了些，南面到朝歌，北边在邯郸与沙丘，而且，都建有离宫别馆。

可以这样说，到纣王受统治的时候，邯郸、沙丘的离宫别馆，就都是纣王时常居住并活动的地方，而邯郸、沙丘，也正在井陉古道的东南端，距离阳泉千亩坪也就二百余公里的路程。

再从周文王姬昌之父季历开始的一些政治活动来看，这些问题就更加一目了然。《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从岐山到殷都来朝，经过井陉古道是必然的。

《竹书纪年》接着连续记载道：“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这个翟王的翟字，读狄，其实也就是狄的意思，今天的太原市中心还有一个城中村，叫狄村，就是狄仁杰的故里，只是我们说不清季历这次征伐的西落鬼戎是不是狄仁杰那一支，但可以肯定他们是居住在山西中北部地区的北狄。《括地志》云：“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犹，戎翟之国也。”

“太乙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这燕京之戎，即是居住在山西宁武县境内管涔山的戎族。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吾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而这余吾之戎，就分布在山西屯留西北、壶关东南一带。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这是西域戎族的一支。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这次攻伐的仍然是一支西域戎族。

然后载：“文丁杀季历。”可以这么说，周文王父亲季历的一生，就是在山西境内讨伐各种戎狄的一生。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干将，最终还是被商王文丁给杀了，为什么要杀？语焉不详。

只是季历死后，姬昌被立为西伯侯，后人称之为周文王。《史记·周本纪》说：姬昌“阴行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看来，周文王这种礼贤下士的精神，直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姬旦，都一脉相承。然后，周文王“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是为“西伯戡黎”。然后又“伐邘”，“杀鄂侯”。“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商纣王的左膀右臂大臣三公被西伯侯杀得只剩下了自己。姬昌的这些征伐，竟全部是在今天的山西境内。

其实，文王父子的一生，就是在山西境内与商王朝的各种戎狄势力相征伐的一生。相对于周朝发迹的岐山来说，秦岭宝鸡距离殷商都城太遥远了，要想控制住中原地区的商族，扼不住要害，恐怕都无济于事。因为姬昌广得人心，终于遭到崇侯虎之流的陷害，商纣王囚文王于羑里，在今天的河南安阳汤阴县。如今的羑里城，已借助周文王的贤名，打造成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国家监狱，以及风靡全球的《周易》发祥地。以“划地为牢”、“文王拘而演周易”的历史典故，着力塑造“逆境发愤”、“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羑里城终于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安阳市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西伯侯姬昌被囚，总要营救。司马迁写道：“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通过宠臣费仲而献给了商纣王。再看商纣王的嘴脸，“纣大悦，说：‘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当纣王以一个商贩的心理这样讨价还价的时候，帝国的天平大概早已倾斜，只是自己还以为逮了个大便宜。《史记》说姬昌是被救出来了，可种种迹象表明，姬昌不仅没有被救，而且还死于非命，并被商纣王摆上了祭坛。否则，我们对姬发战车上拉着自己父王的木主去灭商，就不可思议。

西伯侯即位五十年“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周武王姬发横空出世，历史将由其改写。

《竹书纪年》载：“纣王五年夏，筑南单之台。”

“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牧野。”

“武王亲擒帝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它宣告了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崛起，这一年，是公元前年。然而，让我深感疑惑的是牧野之战是在朝歌之牧野，那“南单之台”就是人们所说臭名昭著的鹿台吗？我认为不是，这“南单之台”极有可能是在邯郸，或者说是在沙丘。沙丘是历史上著名的“困龙之地”，它不仅困住赵武灵王在此被活活饿死，而且也说是秦始皇的死亡之地，其实更传说是商纣王的葬身之地。沙丘在今天的河北广宗县，当地老百姓一直传言第一个被困而死的真龙，就是商纣王，只是年代久远，又没有出土文物佐证，只好任凭众说纷纭。否则，《史记》中赫赫有名的鹿台，不会在《竹书纪年》中就变成了“南单之台”，毕竟《竹书纪年》是魏国史书，比《史记》更早，更接近周代。我相信“南单之台”应该更接近井陉古道。而这井陉古道，显然是把控中原的咽喉要道。

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是，唐国公李渊太原起兵，一举拿下长安，建立大唐王朝之后，武德三年，也就是年，在今天的盂县建起了受州，领盂、乐平、石艾、受阳四县。六年移治受阳县，八年再移治石艾县塞鱼城。贞观八年，即年废。而《元和郡县志》第十六卷载：“废受州城在县西北三十里，旧名塞鱼城，武德八年，因故迹筑，移受州治此，贞观八年废。”“贞观十一年，更名为寿阳。”这本书由唐李吉甫撰，是唐代的一部地理总志，对古代政区地理及沿革有比较系统的叙述，也简称为《元和志》。

这是不是很吊诡，如果古代塞鱼城就是废受州城，这意味着什么？受，就是商纣王的名字啊！难不成说这受州真与商纣王有联系？从古至今，名字为受的帝王只有商纣王一人，而塞鱼废受州城，自古以来独一无二。我怎么突然觉得那座“南单之台”与千亩坪近在咫尺呢？按照《封神演义》的说法，帝乙弥留之际，恳求大臣匡扶三子寿王登位。帝乙驾崩，子受登基，是为帝辛，后人称之为商纣王。要是按这个逻辑推下去，那商纣王在当王子时的封地就应该是寿州，否则，就不会称之为寿王。那么，寿阳就应该是最接近寿州的当然封地，可惜这是文学作品。

但是，要联系文献《元和志》的记载，那么，这个受州初始在盂县，三年以后移到受阳，又两年之后固定在石艾县的塞鱼故城，又过了九年，将此受州废掉。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唐朝受州政区的立废之举，绝对是对历史的某种再现，甚至我敢断言，这受州就是商纣王最初的封地，领域包括现在的阳泉市与寿阳县，治所就在塞鱼故城。今天，我们把塞鱼改成了赛鱼，赛鱼到千亩坪也不到30公里，中间只隔着一座刘备山，是山东北与山西南的关系，赛鱼也是平定古州井陉古道通往寿阳、太原的必经之地。那么，这千亩坪的“籍田千亩”，正处于井陉咽喉要路之喉结之处，何其要哉！更是处在商纣王当年苦心经营的封地心脏部位，岂止是要命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武王灭商，拉开了八百年周王朝序幕。一个王朝的确立，当务之急是什么？巩固政权啊！巩固政权的第一要务是什么？镇压一切反动派，让人民安居乐业。简单说，就是维稳！维稳的第一步就是分封、就是镇压反动派。

周武王根据当时人们“灭国不绝祀”的原则，保留了殷人的祭祀。周武王把纣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商故地。武王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驻守在殷都周围的卫、鄘、邶三国，监督殷商遗民以防其造反，史称“三监”。《史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于是，封神农之后于焦，在陕西；黄帝之后于祝，在东海郡；帝尧之后于蓟，在北京；帝舜之后于陈，河南淮阳；大禹之后于杞，河南杞县。封功臣谋士，姜子牙首封营丘，为齐；弟周公旦于曲阜，为鲁；召公奭于燕；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武王才在平定古州万山丛中辟出这么一块千亩之地，把这里作为天子的“籍田千亩”，每年来这里举行仪式，祭祀上帝天神，最主要的是“克反商邑，敷政天下”。那么，这个位置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钘山之隧”是周穆王周行天下的时候所经之周道，“觞天子于盘石之上”的盘石关，就和千亩坪一样，都在古州平定境内，只是一个在州东，一个在州北，相距不超过25公里。由此可见，是这条重要的古道把周武王吸引了过来。是的，要想征服商王朝，不占据这条古道，是难以取胜的。因为这是太行八陉当中，战车可以出入的唯一通道，是进攻中原的最佳通道，占据了这条通道，进可攻，退可守，居高临下，可鸟瞰中原。也正是这条古道，也正是这个位置，才可以更有效地汇集四面八方的诸侯，迅速积聚在这里，举行籍田仪式，让四面八方的商朝遗民感受到周王的文治武功，以及礼仪之邦的顶级文明。

还是这条古道，又是周王朝重要物资的捷径通道。当赵武灵王真正拥有这条通道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代马戎犬昆山玉”这些强国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经此道汇入中原与三晋三秦大地，这是比丝绸之路要更加古老的“玉马之道”。在当时，要想越过黄河天险，出入古道经雁门关，河套地区，进入大漠，这是最佳选择。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骑在马背上的强悍民族，也是沿着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的路线奔腾而来，而他们的到来，不仅仅是文明的碰撞，更是血肉的融合。井陉古道，绝对就是这条“玉马之道”的咽喉所在。

武王崩，成王姬诵尚未成年，周公摄政。果然，武庚蠢蠢欲动，随即三监叛乱。这样，小王子心有疑虑，三监更以为周公篡位，一时间商朝复辟暗流涌动，三监拥武庚公然叛乱，新生的周王朝政权遇到了严峻挑战。是创立《周礼》的周公，毅然东征，领兵平叛。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征战，终于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周公“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将殷商余民集中在宋国，也就是今商丘一带。又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封成王的弟弟叔虞为唐叔虞，后称为晋唐叔。周公行政七年，然后还政于成王。在周公、召公的共同辅佐之下，成王继续“迁殷遗民”，“东伐淮夷”，“既伐东夷”，“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息慎来贺”。成王崩，康王立，《史记·周本纪》写道：“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是为成康盛世。

再看千亩坪村这千亩之地，平平展展，方方正正，并且显然是高出于四周的一个大平台。周武王命名的这个“千亩”，达到了维稳安定的目的，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促进了多民族人民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是一块名副其实的敷政之地、稳定之地、团结之地、兴盛之地，可谓周王朝建立之初的国之重器。籍田千亩，也是吉田千亩，更是吉祥千亩啊！籍田千亩，是周王朝“敷政天下”第一地，更是华夏稳定第一地！后来的历史发展，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河朔千亩，同心同德吉祥地

从周文王父子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与戎狄一生征战的经历来看，他们对山西这块土地再熟悉不过了。西伯侯苦心经营四十年，天下三分已有其二，山西当然地成为西周灭商的主要根据地。《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太公，就是姜子牙。姜子牙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直至周成王时去世，高寿岁。

去过山西省博物馆参观的人，应该都见过那件国宝级文物“龙纹兕觥”，那是年在山西石楼县义牒镇桃花庄出土的考古文物，古墓一共出土了53件商周青铜器，其中编钟一套13件、大鼎7个和零散青铜器33件。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专家推断这是一座商代晚期大墓。据介绍，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龙纹兕觥”，就是姜太公送给老岳父的礼物。一位研究商周历史的专家向人们讲述了关于姜子牙“龙纹兕觥”的故事：

据说，姜子牙投奔周文王之后，有一次，两人商量讨伐商纣王的事情。吃饭的时间到了，姜子牙就在家中摆宴接待文王。酒菜呈上来之后，文王被一只造型独特的酒器所吸引。只见这件酒器状如小舟，身长数尺，背上盖着一只弧形长盖，盖面的中央是一个蘑菇状的小钮，腹部两侧还雕刻着神秘的花纹，两侧各有一对贯耳，正好用绳子将其悬挂在酒席中央。翘起的首端被塑造成龙的模样，高傲的姿态中充满威严，只需轻轻抬起它的尾部，美酒就从这微微张开的龙口中流出……

面对这件好似蛟龙的酒器，周文王喜欢的不得了，就问姜子牙从哪里得到的这件宝贝。没想到姜子牙却找各种借口不说，周文王很不高兴，要起身离开。迫不得已，姜子牙才道出其中的原委。由于商纣王发明了一种酷刑，将活人推进鳄鱼坑受尽折磨，苦痛不堪言说，而纣王竟以此取乐，天下人敢怒不敢言。桃花女的父亲是一位隐士，姜子牙就作法制作了这件酒器来诅咒残暴的商纣王，同时作为礼品送给老岳父喝酒解闷，并借此为天下百姓祈福。

周文王听了，大为高兴，表示绝不夺人所爱。后来，姜子牙的岳父去世后，其将这件宝物随葬在了墓中。

三千年后的我们，能在龙城太原见到“龙纹兕觥”，真是三生有幸啊！这个“龙纹兕觥”上，全身布满了华丽纹饰和图案，线条流畅而优美。盖子上面描绘着逶迤腾挪的龙身，与龙头巧妙地融为一体；空隙间遍布旋涡纹和云纹；两侧雕饰的是夔龙纹，更让人称奇的是上面竟然出现了鼍纹。鼍纹，就是鳄鱼纹的古称，具体指代为扬子鳄，是长江流域的保护动物，现在的黄河区域并无野生。器型上的鼍纹头向和龙头相反，两两对称，颇具力量感和动感，它的比例精当，描绘也准确，这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还是第一次。

据史料记载和墓中出土的国宝“龙纹兕觥”，考古专家鉴定，这个墓的主人就是姜子牙的岳父！姜子牙的夫人桃花女，就是石楼县桃花庄村人。姜子牙是炎帝神农氏后裔，炎帝是姜氏始祖。姜子牙，姓姜，名牙，也称吕尚，其先祖曾任四岳之官，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吕尚，及其后也。历史上有吕州，在唐朝李泰编纂的《括地志·吕州》中明确表述为：“吕州，霍邑县，汉彘县也，后汉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时霍伯国也。按唐吕州，武德元年置，领霍邑、赵城、汾西、灵石四县，贞观十七年废吕州。”从《括地志》的记载中，我们基本准确了当初吕州的范围。而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记载：“霍邑废县，隋开皇中为汾州治，寻为吕州治，又改县为霍邑县。大业初州废。唐初亦为吕州治，州寻废，而霍邑不改。”“吕城，州西三里。故吕乡，晋吕甥邑也。今有吕陂，在州西南十里，亦以吕甥名。隋因置吕州，亦曰吕州城。唐武德二年世民破刘武周将寻相于吕州，即此。”晋国始祖唐叔虞是邑姜的儿子，邑姜是姜子牙的闺女，那么，唐叔虞及其后代们，当然就是吕尚的外甥了。而“以吕甥名”，这历史上的吕甥，就说明这个地方与姜子牙及其家族的领地是有渊源的。

西汉史学家刘向所著《列仙传》说：“吕尚者，冀州人也。……至武王伐纣，尝作阴谋百余篇。”《史记·齐太公世家》开篇也写道：“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毛诗正义·卷十八》孔颖达在注疏《崧高》之诗时也谈到：“当尧之时，有姜氏者，为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下诸侯之职，德当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孙，使之历代有国。”这就非常明确了，姜子牙，即吕尚的先祖曾经是四岳之一辅佐大禹治水有功，本是炎帝后裔，所以姓姜，被分封在吕国，所以从其封地名，而又姓吕，这才又称之为吕尚。而从晋国的梁山来看，与黄河自北向南相依相伴，被称之为“吕梁山”，说明其先祖一直就是四岳之一之梁山的负责人，也说明至少在尧帝时代，山西的梁山还是西岳。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也就将梁山冠之以吕姓，于是，才沿袭为我们今天的“吕梁山”。

当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后，把姜子牙分封在了齐国，于是，姜子牙又把梁山带到了山东作为吕氏家族的地标徽号，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而如今，在吕梁山中部、黄河乾坤湾所在石楼县，至今仍有“太公祠”遗迹，现在又发现了姜子牙岳父所居地，吕梁山，绝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姜子牙与桃花女所生的女儿邑姜，当然就与山西石楼有密切关系。邑姜是周武王姬发的王后。去过太原晋祠的人都知道，正殿里面所供奉的圣母娘娘就是邑姜，她是“桐叶封弟”周成王姬诵和唐叔虞的母亲。这样看来，姜子牙是山西吕梁人，应该是不会错的，石楼县发现的古墓是姜子牙老岳父的，而姜子牙是周武王姬发的老岳父。

周武王尊称姜子牙为“师尚父”，刘向《别录》说：“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父亦男子之美号也。”其实，在武王伐商之前，姜子牙就辅佐周武王搞过一次伐商演习，那就是著名的“八百诸侯会孟津”。《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这既是一次民心测试，更是一次战前动员与演习。从《尚书·牧誓》“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等参与誓师的人员来看，证实了来自“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西方盟军，显然是后来牧野之战的主力大军。我更感兴趣的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这也充分证明了一点，最初的文献典籍《尚书》，大概就出自姜子牙吕尚之手，所以才被称之为《尚书》。

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是齐国的缔造者，是武王克纣的首席智囊、军事统帅与周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是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著有《六韬》。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法、兵、纵横等诸子百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就连山西人最喜欢喝的“酸汤”，也被冠之以“姜水”，说不定还真与姜子牙有渊源。

姜子牙来过千亩坪吗？肯定来过，这里曾经是武王伐商的河朔根据地，千亩之地，是武王起兵的吉地，所以才被命名为“籍田”。

周武王在《尚书·泰誓中》说：“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在周武王看来，周朝之所以能够夺取天下，并最终坐稳江山，既是商纣王尽失民心众叛亲离的结果，更是与这十位平乱能臣齐心协力的辅佐分不开。这十个人分别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邑姜。这其中的太公望就是姜子牙，邑姜就是姜子牙的女儿。十大元帅，姜家占其二，可谓功高至伟啊。

周武王当年推翻商王朝的作战部署，应该是兵分两路。一路是八百诸侯会孟津，这之前都演习过一次，效果不错。一路就是周武王亲自率领的“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吕氏春秋·简选》）的特种兵，这是实施斩首行动的突袭部队，而这支部队并没有去孟津集结，而是进入了山西腹地。为什么这样肯定呢？司马迁记录过一段“叩马而谏”的故事，让我们看出来端倪。《史记·伯夷列传》载：“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者。’扶而去之。”伯夷、叔齐本是商朝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其父欲立叔齐继位。到其父卒，叔齐让于伯夷，而伯夷不违父命，于是就逃跑了。叔齐一看老大伯夷逃走了，自己是老小，也不愿继位，于是就也逃跑了。孤竹国人只好立中子继位。伯夷、叔齐听闻西伯昌善待耆老，于是，就想去投奔周文王姬昌。

然而，在半路上，他们就听说西伯昌被商纣王杀害了。不仅杀害，大概是连尸首也没有留下。这不来报仇的周武王姬发，竟然在自己的指挥车上就载着周文王姬昌的木主，要东伐商纣王去。正好在路上就遇到了伯夷、叔齐兄弟二人，牵住马缰，向武王姬发进谏说：“父亲去世你不打发安葬，而是大动干戈，这就是你们周国所说是孝吗？身为臣子，却要起兵弑君，这就是你们周国所讲得仁吗？”左右将士不明就里，就想收拾这两个人。而姜子牙姜太公说：这是道义高人，放过他们吧。于是，伯夷、叔齐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而是就近隐居首阳山。当武王灭商之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却以此为耻辱，“义不食周粟”，直至饿死首阳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在平阳府蒲州东南十五里，首起蒲州，尾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陆，北连解州、安邑及临晋、夏县、闻喜之境……延长数百里，随州郡而异名，一名中条山，一名首阳山，又有蒲山、历山、薄山、襄山、甘枣山、渠潴山、独头山、陑山、吴山之名。”由此可见，周武王的特种部队确实是进入了山西，直至来的阳泉境内荫营、千亩坪一带，才停留下来。

四川有位学者何焱林根据万年历精确推算出武王灭商的每个时间点：

周武王伐纣日期为农历辛未年庚寅月壬辰日，夏历正月初二。也就是公元前年2月23日，伐纣大军出发。

第二天，也就是初三癸巳日，即2月24日，周武王的特种部队自周出发，于征伐商。

农历辛未年庚寅月戊午，夏历一月二十八日，即3月21日，“王次于河朔。”周武王的部队在河朔驻扎了几天？一个“次”字，告诉我们至少三天，何以见得？《左传·庄公三年》有这样的记载：“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这说得很清楚，古人把住两晚上称之为“信宿”，超过两晚上，就称之为“次”。而同一天，从西而来的各路诸侯大军，也全部集结在了黄河北岸，“群后以师毕会”。（《尚书·泰誓》中语）

农历辛未年辛卯月甲子，夏历二月初四，即3月27日，战于牧野，一战克商。“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吕氏春秋·简选》）

老先生的推算，得出来一个结论，那就是证明了《尚书》独有之古文篇目《泰誓》上、中、下三篇及《武成》所提供之时间准确无误，从而证明《尚书》古文独有之二十五篇不是伪作，所谓汉烈宗刘聪攻破洛阳，致今、古文《尚书》扫地无余，及梅赜献书，史传无征，纯属传说，不足为信。

而《尚书》之《泰誓》、《牧誓》、《武成》、《洛诰》所示时间节点，与万年历如此密合，除当时即录，后世追述，尤其在无编年史时期，不可能如此精准，故此诸篇之原始文件，必出姜子牙之手，后藏为西周早期史官档案。否则，承载着中华民族文明源头的文献巨著《尚书》，就凭一些虚妄学者的所谓断言，就批为伪书，这大概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相信老先生的推算，我也认同老先生的结论，我更维护《尚书》的历史地位与权威，否则，三千年前的这一段历史，将一片黑暗。

那么，我就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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